【原文出处】中国行政管理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611
【原刊页号】79～82
【分 类 号】C3
【分 类 名】管理科学
【复印期号】200704
【作 者】张晓峰
【作者简介】张晓峰，黑龙江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哈尔滨 150080。
【内容提要】权力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是领导活动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令任何一个领导者都十分困惑而又无法回避和必须面对的现实。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从对立统一方面探讨权力与人性关系问题，指出权力与人性的关系实质是得与失背后的义和利问题，体现的是领导伦理，反映的是领导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立足多赢与和谐，弃恶扬善，弘扬人性的光辉。“八荣八耻”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应。
【摘 要 题】领导科学
【正 文】
对权力以及如何使用权力的理解是领导活动的基础，也是领导学研究的基础。领导者需要权力来引领下属以完成领导目标，没有权力，领导活动就无法进行。权力和人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决定着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不仅关乎领导活动的效果，也关乎领导者的形象和声誉。
一、善和恶：权力与人性关系的实质
在中外政治思想史上，大都认为权力与人性是矛盾的。中国的儒家“尚德轻权”，认为“有道则无权，道失则权作”，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孔子那里，仁义为先，权力和财富甚至生存的欲望都是次要的。孟子也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可见，在儒家那里，人性高于权力，他们寄希望于统治者修身先于从政，以启发其道德自觉，达到“仁者得天下”的目的。
而中国的韩非和西方的马基雅维里则“尚权轻德”。韩非的老师荀子就主张“人性恶”论，韩非认为，“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不为非也”。马基雅维里也认为政治斗争不能受道德的束缚，“有些罪恶，如果不去干就难以挽救国家于危亡，那他就绝不该为了做坏事招来毁谤 而介意。”美国宪政学家詹姆斯·麦迪逊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大卫·休谟还提出了一条著名的“无赖原则”，要求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
从成败的过程和结果来看，马基雅维里所说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观点不无根据。拿破仑深谙此道，说：“群众只为胜利者欢呼，真理是强权者的宣言。”他的密友塔列朗也曾说过：“与人为善便是恶，作恶多端才是善”。马克思也承认：“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更有利”。在中国，韩非也很早就指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有学者总结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中，其间出过大大小小的皇帝好几百，而他们中真正在历史上留下足迹、有所建树的无一不是残忍无比、心狠手黑的“暴君”，然而，他们都成功了，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成功者。他们的江山有如铁桶一般坚固。马基雅维里从“人性恶”论出发认为原因在于，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以善良自持，那么，他置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们中间定会遭到毁灭。这一切似乎都在证明，权力的运用是以牺牲人性为代价的。必须指出的是，在专制社会，权力和人性的矛盾是存在的，体现的是王权对人权的践踏，根源是专制和人治，即权力不受约束，最终都江山不保，在此基础上的辉煌是不可以为今人效法的。
我们认为，权力与人性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性影响权力。权力本身无所谓善恶，但由于权力的主体是人，体现着人的意志，而人又是复杂的，必然在认识和道德上都有局限性，这样也就使人性及人性的运用带有复杂性。这就意味着当人性中“善”的一面作用于权力时，就会使权力的运用向着好的、有利于人性的方面发展。反之，当人性中“恶”的一面作用于权力时，就可能使权力的运用向坏的、不利于人性的方面发展，甚至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全部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权力由谁用、对谁用、为谁用以及怎么用和用的效果。
另一方面，权力也影响人性。一是权力刺激人性中欲望的不断增长。欲望既有好的、正当的、合理的，也有不好的、不正当的和不合理的。从正面意义上说，权力欲确实是驱使许多伟大领袖从善良愿望出发，为追求和实现人性的“善”百折不挠、不断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正是在权力的运用过程中，人性的“善”得到体现和升华，原来有过“恶行”的人也变得与人为善。二是“人性化”是掌权者运用权力的有效手段。伴随西方行为科学的产生，重视人、尊重人的价值等人性假设理论逐渐取代忽视人性的泰罗制。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密西根大学关于领导行为的研究把关心工作与关心人结合起来，并把人作为情境的主要方面。这些变化与“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想一样，使“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理念成为当代领导活动的主题。三是权力与人性可能同时和交错发生作用。说到底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权力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性或被张扬或遭践踏，二者有时同时发生，有时前后相继，有时交错进行。从领导实践过程来看，权力的运用必然同时体现着领导者的人性观，同时也在对被领导者以至整个社会产生人性影响并进而影响着被领导者和整个社会的人性观。
以上这些论述都说明，过于强调人性或过于强调权力都有失偏颇，必须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这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权力给人们造成的困扰和灾难就难以避免，人类就会重蹈两次世界大战泯灭人性的覆辙。
二、人性：领导伦理的核心内容
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它构成领导伦理的核心内容。所谓领导伦理是领导者在领导实践中形成的关涉人性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道德品质的总和。宋代朱熹认为人性是两元的：一是天地之性，仁、义、理、智、信；二是气质之性，即人性有善恶。西方有一句名言：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恩格斯也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决定了人永远不可能彻底摆脱兽性，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对兽性摆脱得多些或者少些而已。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人的行为动机时认为在前工业社会，决定人类行为的主要是与传统习惯和感情因素有关的心理目标；而在近现代，困挠人们的常常是价值目标和功利目标的不统一。这里的价值目标也就是遵从道义和正义的合理目标。按照价值合理目标行动的人都是根据自己推崇义务、尊严和美德的信念而行动，因而“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是殉道者，是英雄主义者”；而按照功利目标行动的人，就必须谨慎地选择机会和手段，“人们为了纯粹能达到获利的目标，有时将不得不排斥价值合理的行为，因为在只考虑功利目的的情况下，人们是不能迷信价值的。所以，无视价值目标的功利主义者，常常是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
人们生活在权力社会，权力又关涉利益，很容易产生人性扭曲和道德败坏行为。罗素指出，在人的各种欲望中，最贪得无厌的就是权力欲。英国史学家阿克顿认为，“要了解人世的黑暗和人类的堕落性，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因素就是权力。因为人性本具恶性，权力，既是由人而生，便有它无法消解的毒素。在所有使人类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所以“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可见，权力承载着道德使命，而不是纯粹工具性的东西。制约权力的规范并非只有法律与制度，还有道德。当法律给予掌权人以行使权力的自由裁量权时，道德则对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范围作了规定，目的就是试图使权力的运用更加符合人性的要求。 这就必然涉及到“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按照马基雅维里的观点，既使出于“善”的良好愿望，也要不惜去做“恶”，不那样就会成为真正的“恶人”。尼采认为，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因为社会的本质就是权力意志，就是强者统治弱者，只有这种不平等，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进步”因素。这些论述虽有失偏颇，但也昭示了“恶”在历史发展中合理的一面。维柯、康德和黑格尔都曾提出“恶”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善”借以实现的工具，罗素甚至将权力欲看作打开人类文明史大门的钥匙。马克思也同样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社会结构的破坏，是在东方实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恩格斯也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进而提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究其原因，霍布斯认为，统治的欲望是强者生存的一种合理的生理现象，而对权力欲望永无止境的嗜好亦是人的天性，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夺取和巩固权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与人性问题相伴。弗洛伊德将这种现象归于人们童年时形成的对父亲及其权力的依赖感，这种依赖感在其进入成年后，转化成不能自主和需要强有力的权力人物对自己进行统治的心理要求，正是这种要求与统治者的权力欲结合，推动了历史发展。必须指出，这种“恶”在历史发展中的“善”的效应完全是客观的，是出乎权力运用者预料之外的，而极少发自他们内心。历史事实是，人类文明的每一次演进几乎无一不是“善”的愿望的结果，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人类进步取决于“善”的基础上权力与人性关系的和谐与统一。
三、弃恶扬善：解决权力与人性关系问题的价值原则
领导者能否经受住人性的考验，归根结底取决他们对待权力的态度，关键在于把握好得与失、义与利的“度”。我们反对庸俗“手段论”，但并不反对一定条件下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地善于使用一切手段使领导行为更加有效。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政治艺术常常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政治家政治生活的发展趋向，并影响着政治目标的实现与否。”
正确认识和处理权力与人性的关系必须坚持并把握好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尺度，那就是弃恶扬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使权力的使用有益于人民和社会。人们对领导者的敬与畏皆源于此，因为“敬畏是人性善恶的基础。敬畏的缺失是祸之首，恶之源。人要为善，必须有所敬畏；有所敬畏，就有所善举。弃恶扬善是社会有机整合的实现条件，也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亚里斯多德提出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许多人便据此武断地认定权力场上善与恶是矛盾的，难有真正的善，结论就是权力场上难做好人，也少有好人，而恰恰忽视了“政治动物”也是人，也有人性中“善”的一面，而且这种“善”的一面在权力场上也是能够发扬并始终一直在发扬着这一事实，否则就不会有社会的不断进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亚里斯多德又说，城邦的道德使命就是追求人类最大最高的“善业”，以实现“最高的善”为目的。在这里，“善恶的标准也就是在人们处理利益关系中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中确立起来的”。
要弃恶扬善，就必须解决得与失蕴涵的义与利问题，途径就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人性观及与此相应的服务意识、利他理念和协作精神，提倡“以人为本”，发扬人性“善”的光辉，努力营造利益共享的多赢格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专制制度下，权力被神圣化，人们对它只能顶礼膜拜。到17、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宣称权力是人们通过契约形式产生的，政府官员是受人民委托掌管统治权，因而必须对人民负责，人民有权废除契约，收回原先属于自己的权力。这样，在人与权力、人民与掌权者之间便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在当代世界，到处都充斥着公正、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呼声，人们追求人性解放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尤其在法制社会，对权力的约束已越来越大，不择手段地运用权力势必会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反对。在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强调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这种权力关系的演变过程其实就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权力与人性善的统一将是领导活动的主流趋势。
要使权力运用符合人性要求，就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卢梭曾指出，无论多么开明的人，“就连最好的国王，也都想能够为所欲为。”孟德斯鸠也经研究发现“每个国王在他的一生里都有野心勃勃的时期，但在这之后，就会是纵情享乐，甚至是懒散的时期了”。弗洛姆同样指出，一个政治家在发迹时可能为人正直、有魄力，一旦受到了权势的诱惑，就会失去这些特性。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权力虽受到一定制约，但作用也是有限的，本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争权夺利的表现形式，对普通群众来说仍无真正的人性可言。卢梭在批评英国代议制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熊彼特更直言不讳地指出，选民们的职能就在于选择统治者，至于这些统治者产生以后如何作为，同选民无关。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那些杰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当缺乏对权力必要的制约时，也同样会受到权力弊病的感染。“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综上所述，权力是把双刃剑，正如安弗莎妮·纳哈雯蒂所说，“拥有权力使得领导者可以对别人施加影响，可以帮助自己的团队、部门或组织完成目标。然而，太大的没有限制的权力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格言‘权力腐败’仍然是一个真理。”马丁·布伯指出：若只是为了贪图权力而争取权力，这种争取毫无意义。玩弄权术者终将一无所获。但若需要借助权力来探求自己信仰的真理，这种权力欲就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威廉·D·希特也指出，权力的概念一度含有贬义，因为沉迷于权力的通常都是历史的败类。然而，现在我们认识到，要实现卓越领导，权力必不可少。“如果某位领导追求权力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那我们同这个人打交道时就要小心了。如果领导者追求权力是为了实现合理的目标，那我们可以视其为朋友。关键的区别就在于追求权力的动机。”理查德·尼可松认为，在政治和国务活动中，权力就是创造历史并推动其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一个机会。对那些关心这类事的人来说，很少有其他东西能比权力更使他们得到满足。但这并不就是快乐，寻求快乐的人不会有权，有了权也用不好。当前，中国的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关乎改革方向大是大非的讨论正处于高潮，各种利益矛盾和问题都比较集中地暴露出来，造成整个社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道德缺失、诚信滑坡、荣辱颠倒。尤其少数领导干部在不正确政绩观指导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以致尚权贬德，以腐为荣，以廉为耻，以权谋私，胡作非为，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在这种决定改革前途与命运的严峻形势下，胡锦涛总书记适时提出“八荣八耻”，正是对权力与人性关系问题的科学回应。“八荣八耻”的提出不仅仅是“自律”问题，主要还是一个“他律”即制度建设的命题，出路只能是进一步深化各个方面的改革，尤其加强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别无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