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政绩观畸变的政治生态环境分析

 

【原文出处】党政干部论坛
       【原刊期号】200411
       【作 者】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
       【正 文】
       一、发展政策出现偏差, 导致领导干部的政绩价值取向发生畸变发展战略上的偏差。从全国层面来讲, 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梯度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没有实质性调整, 东部地区得到了许多优惠政策和大量的投资, 以东部地区的发展代替了整体的发展。从一个地区来看, 重点发展城市的战略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得到强化, 只要城市建设得漂亮, 城市经济发展快, 农村再穷再落后也对政绩影响不大。发展内容上的偏差。在改革开放初期, 发展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长特别是GDP 总量的增长, 这在当时应该是正确的。但是, 对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重视不够, 政策的价值导向没有作相应调整, 长期把经济增长这一实现发展的基本手段直接作为目的和“政绩”, 忽视以人为本, 忽视社会发展, 忽视自然和人的长远发展的利益。发展结果上的偏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政策, 政府公开地把效率放在第一位, 把公平放在第二位。这样, 市场对效率的追求在政府的促进作用下近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在市场竞争中于弱势地位群体的公平和正义却得不到保护。
       二、宣传舆论起着误导, 导致领导干部的政绩评判标准发生畸变新闻宣传的误导。有的宣传媒体一味以赢利为目的, 为各种形式的政绩秀提供表演舞台, 对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渲染过分, 对善于“作秀”的干部不加区分地盲目报道, 而淡化了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干事业的典型的宣传; 对领导干部个人政绩过分夸大, 而淡化了集体领导作用和成果的宣传; 有的一味地强调以正面宣传、鼓励和稳定为主, 不愿意大胆地披露领导干部在谋发展、创造政绩中的缺点和错误, 失去了对领导干部有效的新闻舆论监督。在这种误导下, 一些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也就发生了畸变。对舆论回应的误区。只要是正面的报道就想方设法上。但是, 对于有损于自己政绩的事, 却千方百计捂盖子, 不让新闻媒体, 特别是主流媒体报道。他们不是根据条件和需要来确定工作的轻重缓急, 而是跟着宣传舆论跑。只要能够引起舆论注意的, 就大干快上,即使才提出思路或刚刚破题, 也想方设法在主流媒体上宣传。
       三、用人导向偏离正轨, 导致领导干部对政绩的效用评价发生畸变用人标准的异化。政绩突出、群众公认是德才标准的具体化。但在实践中政绩突出变成了经济发展政绩, 特别是GDP 增长政绩突出, 这样, 一方面, GDP上不去, 社会事业、环境保护等工作做得再好, 提拔的机会也小; 另一方面, 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容易成长起来, 从事其它工作的干部成长的速度就慢得多。群众公认变成了上级的公认, 普通群众基本上没有发言的机会, 能否提拔主要取决于与上级的关系, 与老百姓得没得到实惠没多大联系。任用机制的缺损。干部能上能下方面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一些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地创造了有利于长远发展, 真正让群众得到实惠的干部没有及时得到提拔使用, 而一些善于作秀、弄虚作假的干部, 却靠所谓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得到重用。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法则相适应的竞争性的选人用人制度和干部监督管理制度还跟不上, 特别是选人用人工作责任制, 调整不称职和不胜任现职干部制度、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制度在个别地区和单位落实不到位, 打了折扣。
       四、政绩考核存在缺陷, 导致领导干部追求政绩的行为发生畸变考核指标不系统。在考核指标的设置及其权重划分上, 往往片面地强调用经济指标考核干部, 不能全面反映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状况。比如, 看重GDP、财政收入等指标, 轻视反映经济运行成本、经济结构优化的指标, 导致干部片面追求GDP 和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 而不顾经济质量的提高; 看重经济发展指标,轻视人口、资源、环境及精神文明、党的建设等指标, 导致干部抓经济建设硬, 抓资源、环境保护及精神文明建设和党建工作软。考核方法不科学。政绩考核还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法律作为保障, 多是根据需要临时确定考核办法, 考核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定量考核和定性考核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有的只重视定性考核, 轻视量化考核, 考核结果的准确度不高; 有的片面强调定量考核,不注意数字的可行性, 导致干部追求“数字政绩”。结果运用不充分。考核与管理脱节, 向干部反馈考核结果时只反馈考核等次, 未指出干部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没有帮助干部改正提高。考核与使用脱节, 有的地方没有看政绩用干部, 没有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惩、升降的依据, 对政绩突出的不予以褒奖, 对政绩较差的也不旗帜鲜明地予以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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