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研究

 

【原文出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405/06
       【原刊页号】7~11,6~9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502
       【作 者】张勤/曹颖
       【作者简介】张勤,北京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 100044)
                            曹颖,北京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北京 100044)
       【内容提要】本文以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演绎的历程为背景,描述了革命创业型、文化革命型、改革开放型和现代文明型四种素质模式,又以健康、知识、能力和观念为基本构成因素刻画了它们各自的结构,并对四种素质模式的价值、成因得失、发展趋向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培训对象的客观要求作了深入的挖掘。
       【摘 要 题】理论经纬·前沿探索
       【关 键 词】领导干部/素质模式/演变过程
       【正 文】
       在构成管理活动的诸因素中,管理者较之管理目标、管理环境、管理手段、管理后果、管理关系和评价变量,是更为活跃和举足轻重的要素,他们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管理水平。对于素质,东西方文化一度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思路。东方文化以伦理自主为基础,习惯将其理解为政治、心理、业务、身体等方面的修养或积淀;西方文化以行为自利为基础,习惯将其理解为在各种活动中的自我控制能力或外施能力碰撞时的竞争力。虽然存在着上述差别,但东西方对于素质本质和价值的认识却是共同的,即都把素质视为行为主体应对挑战并获收成功的资本和力量。我们的主张是,素质与生理的遗传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更多的是平素的修养,或者说是知识的沉淀、经验的升华、理论的训练、能力的累进、观念的定格和习惯的养成。
       作为从事公共事业的党政干部,其素质的价值及其作用,首先表现为党政干部队伍的素质极大地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其二,党政干部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公职生命的长短;其三,国家国力的高低根本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而党政干部素质的提升能够直接推动国民素质的提升。
       但是,由于我们对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缺乏理论上的类型划分,对不同类型素质模式之间的演绎逻辑缺乏深入的分析,导致了对干部培训工作乃至干部素质提高途径的许多片面认识,对国内、外先进培训方法的选择失当,培训代价高昂而效果不佳。
       本文在18个月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综合使用多学科的学术成果,把建国以来党政干部的素质模式,分作革命创业型、文化革命型、改革开放型和现代文明型四种,又把每一种素质模式以健康、知识、能力、观念作为基本构成因素作了具体描述,其目的仅为纠正随意、重复和应急等习惯性的错误,增进培训工作的科学性、稳定性和递进性。
       一、素质模式的演绎及界分
       (一)革命创业型素质模式
       这种模式产生的背景和适用范围,大致在1949年10月(建国)至1966年5月以前,它的核心价值是“革命精神”。
       构成革命创业型素质模式健康因素的子因素主要有3个,分别是无疾无残、身体健壮、精神饱满;构成知识因素的子因素主要有5个,分别是传统社会知识、政治运动知识、群众工作知识、马列主义常识、初等文化知识:构成能力因素的子因素主要有6个,分别是生存自养能力、生产组织能力、秩序控制能力、宣传鼓动能力、理论分析能力、知识普及能力;构成观念因素的子观念分作3类,即职场给入观念、职场生涯管理观念和工作观念,其中的职场给人观念包括“自强自尊+天下大同”的国际观念,“无产阶级至贵+国家中心”的政治观念,“国有经济+贫富相均”的经济观念,“封建文化+革命文化+悟性文化”的文化观念,“利他+共存”的社会观念等;职场生涯管理观念包括胸怀大志、立场坚定、诚实可靠、有所作为、职级晋升、勤俭持家、宁穷勿贪等,工作观念包括重心轻身、重农轻商、重权力轻法度、重信誉轻钱财等。
       在调查中发现,对于革命创业型的素质模式,当时的人们具有独特的评价理论框架。具体内容是:有理想——“为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自愿程度——“党叫干啥就干啥”,承担责任能力——“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经验储备——“没有吃过梨子就不知道梨子的滋味”,专门训练——“艺不压身”和“要有一技之长”。
       (二)文化革命型素质模式
       这种模式产生的背景及适用范围大致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启动)至1978年以前,它的核心价值是“泛革命主义”和“精神决定论”。
       在这种模式中,构成健康因素的子因素与革命创业型无明显区别。它们是生理指标、身体健壮、精神饱满。构成知识因素的4个子因素,分别是毛泽东思想知识、阶级斗争知识、路线斗争知识、行业岗位知识。构成能力因素的4个子因素,分别是政治鉴别决断能力、运动宣传组织能力、生产生活维持能力、国家安全保证能力。构成观念的子因素同样是职场给人观念、职场生涯管理观念和工作观念,其中职场给入观念包括“唯我独革+唯华独尊+反帝反修+解放全人类”的国际观念,“革命至上+国家至尊+爱党爱国”的政治观念,“纯化公有经济+意识统帅经济”的经济观念,“狂热革命”的文化观念和“革命乌托邦”的社会观念;生涯管理观念包括“忠于路线+少说为佳+尊重事实”的立场选择观念,职级晋升的阶梯攀登观念,艰苦朴素的生活观念,“宁穷别贪”的人格观念;工作观念包括“革命为先、听从指挥、廉洁奉公”等。
       调查中发现,当时人们评价素质模式的理论框架近似,但内容及语言有些地方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有理想”的评价指标,大多数改为“让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三)改革开放型干部素质模式
       这种模式产生的背景和大致的适用范围在1978年(启动改革促开放)至2001年前后,它的核心价值是“利益觉醒”和“经济中心论”。
       在这种模式中,构成健康因素的子因素主要有4个,而且与前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它们分别是生理指标、运动能力、适应能力、感知能力。
       构成知识的子因素,由通用知识和专业知识两类共13种组成,其中通用知识有政治政策基本知识、现行法律基本知识、公共行政基本知识、市场管理基本知识、普通财政基本知识、社会持续发展常识、国家环境保护常识、国防状况及安全知识、现代社会特征知识、中国历史及国情知识等。专业知识有领域基本知识、行业常用知识、岗位专门知识等。
       构成能力的子因素开始有了层次区别,主要由过渡性必要公务能力和过渡性的实用能力两类共10种组成,其中必要能力包括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操作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等,实用能力包括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应急管理能力等。其中,必要能力中的观察能力,指运用观察法攫取信息的能力,包括自然观察能力和实验观察能力两种;记忆能力指人脑对过去经验中发生过的事物加以反映的能力,包括形象记忆、逻辑记忆和情绪记忆等;操作能力泛指手工操作和运筹策划两种,前者具体指用手进行活动,如操作电脑、驾驶汽车、绘制图纸、塑造模型等,后者具体指组织能力,如动员、部署、激励、指挥等;表达能力指运用自然语言或者形体语言传达信息的能力,具体包括口头表达、文字表达和形体表达三种;思维能力是指人运用概念做出判断、推理及论证的能力,主要形式包括常态的抽象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超常态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其中,实用能力中的依法行政能力,具体指依据法律、法规运作人或者运作事务的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指从服务理念出发实施公共管理的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指面对现实,具体了解情况和深入进行分析的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指基于信息交换统一认识、整合行为,达到平衡并实现综合发展的能力;应急管理能力指针对事故,或者出人意外的事件,甚至结局不确定的危机事件加以处理的能力。
       构成观念的子因素,仍然由给入观念、生涯管理观念和工作观念三类组成。其中,给入观念包括(多极世界+实力世界)+(互利互惠+和平共处)的国际观念,国家与社会并重+权力在民政治观念,(多元经济+建设中心)+(市场经济+国际贸易)的经济观念,(人治文化+物本文化)+(契约文化+悟性文化)的混合性文化观念,(能者先富+共同富裕)的社会观念等。职场生涯管理观念包括个性价值、权利觉醒,学习进取、德才绩效,公平竞争、能者上岗,致富者荣、消费者惠,富穷廉贪、操守自择等。工作观念包括(1)公共服务、有为有位,(2)公平竞争、乐见双赢,(3)行为规范、尽职尽责,(4)珍惜资源、维护环境,(5)绩效评估、功过分明等。在以.上的描述中,职场给入观念中的第一部分,指反对国际生活中的霸权主义,不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界分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性质;第二部分指我国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关系;第三部分指放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运用市场经济杠杆发展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努力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第四、五两部分既反映了我国社会在该阶段的基本现实,又指出了它与“文革”时期的主要差异及未来发展的基础所在。职场生涯管理观念中的五个部分,集中反映了国民价值观、权利观、人才观、人际观、人生观、幸福观、操守观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进步。工作观念中的四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指工作理念的变化及对新工作理念的认可,第二部分指工作关系的变化及对新型关系的认可,第三部分揭示了结果导向取代动机导向的趋势及对结果导向价值的认可,第四部分指出了结果评估取代意志评估的进步性。
       (四)现代文明型干部素质模式
       这种模式产生的背景和大致的适用范围在2001年(启动开放促改革)及其以后,它的核心价值是“人本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由于现实的需要和方便培训,本文特别将现代文明型素质模式以素质级别为标准,进一步细分为A1、A2和A3型三种。其中每一种模式的健康结构都是相同的,即由生理指标、运动能力、适应能力、感知能力和心理状态等5种子因素构成,其他4种因素的结构则或大或小各有区别。
       1.A1型现代文明素质模式
       它的知识子因素,由通用知识和专业知识两类共13种组成,其中通用知识有政治政策基本知识、现行法律基本知识、公共行政基本知识、市场的基本知识、普通财政基本知识、社会持续发展常识、国家环境保护常识、国防及安全知识、现代社会知识、中国历史及国情知识等。专业知识有领域基本知识、行业常用知识、岗位专门知识等。
       构成能力的子因素,依然由过渡性必要公务能力和过渡性的实用能力组成。其中,必要能力包括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操作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等。实用能力包括承担责任能力、协调组织能力、心理调适能力、现代生活能力、学习创新能力等。A1型现代文明素质模式中的必要能力,与改革开放型素质模式中的必要能力完全相同。这样处理的根据是,作为现代文明型素质的初级形态,A1型中的必要能力与改革开放型素质模式中的必要能力,实际区别不大,因为人的必要能力的变化速度,较之人们知识、观念变化的速度相对缓慢,在两种毗邻的素质模式中对必要能力做重叠的表述,能够更充分地反映现实。此外,与以往的素质模式相比,现代文明素质模式首次反映出,国家和社会对领导干部有了承担责任、心理调试、现代生活和学习创新等方面能力的要求。承担责任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反映出历史对集体负责实际无人负责情况的否定,另一方面反映出法制建设及社会文明的进步,已经形成了追究官员个体责任的趋势。心理调试问题的提出,既反映出改革、开放和市场竞争给人带来了巨大压力,出于保健原因需要官员具备心理调试的意识、方法和能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权使用的随意性已经开始受到规则、舆论的制约,官员只有调试好心理才能够在用权时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现代生活与国际生活的提法虽然都有融入国际文明之意,但前者多意味着否定过时的传统,后者着眼于对国际生活的了解、适应和融入。学习创新问题的提出,既是对国外创造学习型组织趋势的适应,也是满足国内改革开放对新鲜事物注入的要求,归根结底是对客观形势的反映。
       构成观念的子因素,依然由职场给入观念、生涯管理观念和工作观念组成。其中,职场给入观念包括“实力世界+互利互惠+和平崛起”的国际观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的政治观念,“多元经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经济观念,“宪政文化+人本文化+契约文化”的文化观念,“自利+公德”的社会观念等;生涯管理观念包括珍惜稳定、享受幸福,学习进取、刷新自我,立体择业、认真工作,人权保障、人性尊严,廉洁至尊、自安人生等;工作观念包括注意纳新、不惧挑战,雅量宽容、尊重知识,守时惜时、讲究效率,熟悉流程、行有计划,重视技术、承担责任,平等守法、乐观未来等。与以往的素质模式相比,A1型对给入观念的描述,反映出和平、发展、惠民的思想,此时已经成为我国的主流意识,生涯管理观念的描述,反映出人性、进取、平等、尊严、安康的思想,已经逐渐成为国民普遍的人生观念,而官员成为这一个方面的杰出代表是自然的事情。工作观念的描述,突出反映了有关竞争、规则、知识、技术、效率、责任的思想,经20余年的改革开放及其影响,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习惯。
       2.A2型现代文明素质模式
       它的知识子因素,由通用知识和专业知识两类共13种组成。其中,通用知识有政治政策基本知识、现行法律基本知识、公共行政基本知识、市场调控基本知识、普通财政基本知识、社会持续发展常识、国家环境保护常识、国防状况及安全知识、现代社会特征知识、中国历史及国情知识等;专业知识有领域基本知识、行业常用知识、岗位专门知识等。这里有关知识种类的调整,基本是以各类院校继续教育的现实课程为依据进行的。知识种类的增加或者减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官员素质的变化及提高。        构成能力的子因素,改由过渡性必要公务能力、过渡性的实用能力、后续发展能力和工作技能四项组成。其中,必要能力包括“决策制定能力、行为分析能力、团队建设能力、谈判交涉能力、承受压力能力、灵活应变能力、非财政人员的理财能力”等;综合实用能力包括“准确判断形势的能力、人力资源管理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管理公共安全的能力、创造性执行政策的能力、依据法制行政的能力”等;后续发展能力包括“政治鉴别能力、学习创新能力、心理调适能力、现代生活能力”等;构成技能的子因素包括“撰写工作报告、从事电子政务、识别公共符号、外语交流、媒体形象塑造、现代保健”等。首先,A2型中列举的7种必要能力,在多数发达国家的文职官员培训中均设置正式课程来培养,其中因文化差异而略难理解的是有关“行为分析”、“谈判”和“理财”的能力。“行为分析”强调组织对官员或者上司对下级的评价,必须遵守三项基本原则,即要以当事人的言行实录为依据,评价标准必须合于法规而且公开,依据言行实录和评价标准的鉴定必须公正,这是对“说你行你就行”做法的否定。“谈判”泛指一般交际、商讨、协商、严正交涉等,而不仅仅指对庄重事件在庄重场合进行的严正交涉。“理财”强调非专职财政管理人员也必须懂得理财。鉴于国人对实用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的熟悉,本处不再赘述。
       构成观念的子因素,依然由职场给入观念、生涯管理观念和工作观念组成。其中,职场给入观念包括“实力世界+互利互惠十和平崛起”的国际观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的政治观念,“多元经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经济观念,“宪政文化+人本文化+契约文化”的文化观念,“自利+公德的社会观念”等;生涯管理观念包括珍惜稳定、享受幸福,学习进取、刷新自我,立体择业、认真工作,保障人权,维护尊严,廉洁至尊、自安人生等;工作履职观念包括学有预见、行有计划,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路广阔、头脑开放,不惧挑战、接受变革,守时惜时、充满自信,断事准确、敏于选择,专业熟练、尽职尽责,平等守法、乐观未来等。这里有关职场给入观念的描述,与前A1和后A3完全相同,理由是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国家生活无重大起伏,和平、发展、惠民的思想,自然会持续地成为国家的标准观念和社会的主流意识。A2职场生涯管理观念与A1、A3的也完全相同,因为有关人性、进取、平等、尊严、安康的思想,在正常社会中几乎是人类永恒追求的主题。但是,主题永恒,主题的内容却会伴随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变化,人们也会在这变化的环境中,不停顿地调整生涯管理及工作观念,最终由传统人蜕变成现代人。有鉴于此,我们参照国际社会关于现代人的理论,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广泛征询意见的基础上,围绕竞争、规则、知识、技术、效率、责任等工作主题,集中对现代文明素质模式中的工作观念,在A1、A2、A3间进行了梯形的递进式的描述。如,A1中的“注意纳新,不惧挑战”只是强调直面现实,A2、A3中升华为“学有预见,行有计划”,即对现实的超越和把握;A1中的“雅量宽容,尊重知识”,升华为A2中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A3中的“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和“尊重人才,尊重创新”;A1中的“守时惜时,讲究效率”,升华为A2的“守时惜时,充满自信”,A3中的“守时惜时,自主自信”;A1中的“熟悉流程,行有计划”和中的“重视技术,承担责任”,升华为A2中的“专业熟练,尽职尽责”,A3中的“熟悉程序,承担责任”。此外,从无到有逐渐加入了人格和思维方式的因素。
       3.A3型现代文明素质模式
       它的知识子因素,恢复由通用知识和专业知识组成。其中,通用知识包括“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知识、国内政治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知识、台海局势、反恐斗争与社会稳定知识、宪法与党政方针及政策关系的知识、公共管理运动与中国特色政府建设知识、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经济改革趋向的知识、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和人民币管理的知识、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关系的知识、生态平衡与国民生活关系知识、当代军事理论、军事技术与国防安全关系知识、人权运动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关系的知识、当代中国发展与国际社会互动关系的知识”等;专业知识有“领域基本知识、行业常用知识、岗位专门知识”等。此处知识子因素的变动依据,主要是遵循素质递进的规律和适应高层需要。        构成能力的子因素,恢复由过渡性必要公务能力、实用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组成,其中,必要能力包括“具有开拓性战略性的思维能力、完成和达到公务目标的能力、构建富有高形态生产力的新型关系的能力、展现个人魅力和典范力量的能力、富有影响力的交流能力”等;综合实用能力包括“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人力资源开发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据法治行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等;后续发展能力包括“政治鉴别能力、学习创新能力、心理调适能力、国际生活能力”等。其中的必要能力,主要是参照澳大利亚高级公务员培训课程及其合理性,判定其对我国高级素质培训实用程度较高而择定的。原文的详细表述为:有新的开拓性、战略性思维能力。他们应该能够有跨部门的具有全局性的思维;能够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和机会,对发生的事情有清晰、准确的分析判断;能够对传统的观念提出高质量的见解;能够把自己宏观视野的思维表达、交流出去。有完成和达到目标的能力。他们应该有建立组织架构,提高人际关系、人际环境质量能力;能够把专门人才和通才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各种人组合好,迅速适应各种变化,确保工作目标的实现。有构建富有高级形态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能力(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们应该能够同其他部门协调工作;能够吸纳开放性、多样化的意见,善于找到最佳的解决问题的大方法;能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做好工作,并能应付那些表现不好的人。有展现个人魅力和典范力量的能力。他们本身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是代表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的,自己在政府文化中具有典范作用,在价值观、行为规范、忠诚和信心方面,都应堪称楷模;他们应有勇气提出观点,勇于承担责任和承诺,同时对部门做出决定,又能够坚决服从;他们还应富有灵活性和弹性。有富有影响力的交流能力。他们应该首先是一个很好的听者,善于听取、吸收各种意见、建议,而不是总是告诉人家该怎么做;他们应该能够对听取的意见,站在全局的高度,把各种观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做出正确的分析意见。至于实用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则因其易懂而不在赘述。构成技能的子因素包括“调查研究及撰写报告的技能、从事电子政务的技能、识别公共符号的技能、熟练的外语会话和外语演讲技能、媒体形象设计及表现技能、现代保健技能”等6项。
       构成观念的子因素,依然由职场给入观念、生涯管理观念和工作观念组成。由于A3中职场给人观念的6种和生涯管理观念的5种,与A1、A2并无区别,因此不再重复。至于工作履职观念,包括“学有预见、行有计划,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创新,开阔开放、广纳建议,挑战传统、接受变革,守时惜时、自主自信,善谋善断、尽职尽责,熟悉程序、承担责任,人格效能、给人信任,平等守法、乐观未来”等。A3工作观念是对A1、A2工作观念的进一步叠加和深化。具体地说,工作履职观念A1中仅名列6种,A2中也只是8种,到了A3中陡然增加至10种。其基本特点在于素质级别越高,要求的标准越高。如,A1中仅仅强调“注意纳新”,A2中表述为“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和“不惧挑战,接受变革”,到了A3中则升华为“开阔开放,广纳建议”、“挑战传统,接受变革”和“人格效能,给人信任”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理论描述的四种模式,仅仅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事实上,同一位领导干部可能既属于革命创业型,又属于文化革命型,或者前期属于文化革命型,后期转变为改革开放型,或者既属于改革开放型,又属于现代文明型。混合素质模式的存在,不仅是一种事实,而且正是因为具有“混合”的胶着性质,才能够充分地解释,为什么有些当年响当当的革命创业者,进入“文化革命”而沉沦,甚至身败名裂,而更多的革命创业者却能于浪潮过后更显英雄本色;为什么多数属于文化革命型的人离开“文化革命”之潮便逐渐地势衰,个别彻底垮台,而另有一些人则能够步入改革开放型的行列;为什么有些改革开放者开天有功,却很快销声匿迹,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而有些改革开放者则能够演绎成为现代文明型,继续为党、国家和人民建树新的功勋。我们认为,只有将素质模式界分清楚,发现它们的嬗变轨迹,查明其中深层的成败原因,党政领导干部的培训工作,才能够避免形式主义而走向自觉和有效。
       二、素质模式的横向比较及分析
       为便于进一步说明领导干部素质模式转换及提高的深层问题,为培训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以下对革命创业型、文化革命型、改革开放型和现代文明型的四种干部素质模式,从健康、知识、能力(有时含技能)和观念等方面,再依次做一横向的比较研究。
       (一)四种素质模式中的健康结构比较
       这里既包括社会对人的生命及其健康价值的文化评价,也包括领导者对自己和对他人生命及其健康价值的文化评价。
       在革命创业、文化革命两个阶段,除少数几个特殊行业和单位,我国社会对人生命的关注是淡薄的,对人健康价值的评价是粗糙的。这与政府低水平、低价格处理工伤事故,国民生病求医低要求的真实情况是相吻合的。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国际文明的影响,我国对人生命及其价值的认识、评价和做法,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有关人健康价值的文明进步,不仅表现为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单位重视职工的身体检查,例行检查的项目越来越多,健康标准的确定越来越科学,而且表现在无论国家、社会还是个人,金钱收入中用于健康投入的比例越来越大,全国公民的人均寿命越来越长。据统计,2003年我国公民的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1.8岁,而1981年为67.8岁,1949年仅为35岁。
       这使我们有理由在否定以往对生命及其健康价值认识和做法不足的同时,认真地思索在未来的社会文明进程中,如何把生命科学、环境科学、运动科学、心理科学、医学科学等关涉干部健康的知识,有计划、有步骤地列为培训内容。
       (二)四种素质模式中的知识结构比较
       对于素质模式中知识因素的理解,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思索:一为知识体系本身的知识含量,二为知识进入培训领域的社会评价和筛选标准。具体地说,在革命创业型阶段,由于当时我国知识积累缓慢,含量有限,加之“无产”背景的局限,革命队伍整体的文化素养显示了低水平(党和军队的创建者及延安时期加入的少量的知识分子除外)。针对整体的低水平,也是为了满足建国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当年的培训也只能以扫除文盲和传授“传统社会知识、政治运动知识、群众工作知识、马列主义常识、初等文化知识”为其主要内容。这是一种时代使然、阶级使然的状况。
       文化革命的情况则不同。人类以加速度积累的知识,本来为队伍文化素养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是,由于领导者当时认识和做法的偏执,使培训大大窄化了范围,只把“实用文化知识、毛泽东思想知识、阶级斗争知识、路线斗争知识和某些急需的行业、岗位知识”供人选择。不少方面甚至以“干”取代了系统的理论训练。        从素质模式关于知识结构的比较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始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知识饥渴,不仅开启了中国大陆知识源与国际知识源融通的进程,而且极大、极迅速地扩大了党政干部培训的空间。针对领导干部和普通国民普遍的知识渴求,也是为了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仅培训中的通用知识门类,就由原来主要的5种(实用文化知识、毛泽东思想知识、阶级斗争知识、路线斗争知识和行业岗位知识)扩大到了13种[包括通用知识10类和专业知识3类。其中通用知识有:(1)政治政策的一般知识,(2)现行法律的一般知识,(3)现行管理的普通知识,(4)现行市场的管理知识,(5)现行财政的普通知识,(6)社会持续发展常识,(7)国家环境保护常识,(8)国防状况的基本知识,(9)现代社会特征的知识,(10)中国历史及国情知识和特定的领域基本知识、行业常用知识、岗位专门知识等专业知识]。
       到了现代文明时期,又在原有基础上或更新或净增了20余种,如新增了宗教与人类关系的知识、世界史与现代国际生活知识、人权运动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关系的知识、当代中国发展与国际社会互动关系的知识等。与此同时,培训方法也由原来的一种(灌输式),扩大到了今天的不少于5种。        此外,知识因素这种因时期不同而大起大落变化的命运,给了培训工作一种极大的启示:党政干部知识素养的提升,既有因时代需求导致的机遇和挑战,又有内在积累的恒定规律。但从培训内容到培训方法的选择,却又极容易遭受人为因素,其中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干扰。所以,有资格的培训者,必须是能够站在时代顶峰、科学前沿,具有广阔思路、战略眼光和善于排除不当干扰的设计型人才。
       (三)四种素质模式中的能力结构比较
       能力的形成深受知识的影响,但并非知识本身,而是一种以遗传素质为基础,以知识沉淀为条件,适应后天需要的思维或行为训练。素质模式中的能力结构,是针对一定时间、空间内的人,对其能力种类配置、数量关系及结合方式的概括性描述。
       本文选择能力因素的基本依据可分作4类。它们是:教育学、人才学、领导科学、心理学、管理科学等的科研成果;党政文件、首长讲话对能力的选择或者规定;国外培养文职官员对能力的通用要求;依据本文作者与相关政府干部座谈对我党以往做法的回顾、归纳、筛选和规范。
       构成能力结构的基本因素分作4类。它们是:从事公务的必要能力、实用能力、技能技巧和后续发展能力。
       从素质模型的比较中,我们似乎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干部能力依据时代需要而发展。如立国初期,社会需要平乱治世的能力,遂有生存自养能力、生产组织能力、秩序控制能力、宣传鼓动能力、理论分析能力和知识普及能力的生成。又如,闭关锁国的“文革”时期,为集中解决“听谁话跟谁走”、“继续革命”、“环境安全”、“把握革命主动权”等问题,“政治鉴别决断能力、运动宣传组织能力、生产生活维持能力、国家安全保证能力”等,便得到了应有的开发和提倡。
       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时期,为集中解决“放弃传统和习惯”、“满足发展需要”和“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操作能力、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等得到了强调,“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被普遍提倡和运用。
       至于到了现代文明建设时期,干部能力不仅成为党政组织和学术界专门研究、培训部门极为关注的课题,而且在素质模式的设计中,能力结构成为一个复杂的庞大的子系统:依据素质的高低分成三级,即A1型、A2型和A3型。现代文明时期能力子系统的基本特点是:有重合,如A1的必要能力,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必要能力基本重合;有区别,如A1、A2、A3之间的能力,由低至高、从简到繁呈现出不同水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能力种类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升而日趋增加,能力结构随着社会需要的多样化而日趋复杂。
       2.干部能力依据培训导向而消长。如在革命创业时期,由于党政领导对工作的客观需要和干部能力现实欠缺的了解比较深透,判断比较准确,提倡培养的能力与工作需要的能力相一致,学习活动(远谈不上培训)实实在在,既使干部增长了不少社会生活及管理政权的能力,也使国家政权得以巩固并迅速进入恢复状态。
       “文革”时期提倡造反,“学习班”教育干部搞革命,于是干部掌握了许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反帝反修”的本事。由于“学习班”背离了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仅仅满足领导集团革命的意愿,造成了差不多一代人的能力畸形,即“政治斗争能力”有余,而建设能力和人文生活能力不足。
       改革开放促使人们思维变轨,“政治斗争”的本事日见贬值。相反,追赶时代的培训,则使新一代党政干部掌握了较多参与现代建设的能力,学会了许多文明生活的本事。如在现代文明的能力A2型中,属于现代公务必要能力的“决策制定能力、行为分析能力、团队建设能力、谈判交涉能力、承受压力能力、灵活应变能力和非财政管理人员的理财能力”,综合实用能力中的“准确判断形势的能力、人力资源管理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管理公共安全的能力、创造性执行政策的能力、依据法制行政的能力”,现代后续发展能力中的“政治鉴别能力、学习创新能力、心理调适能力和现代生活能力”,公务技能中的“工作报告、电子政务、公共符号识别、外语交流、媒体形象表现、现代保健”等,就很有国际普遍性和时代性。在能力A3型中的各种能力,如属于现代公务必要能力中的“具有开拓性、战略性的思维能力,完成和达到目标的能力,构建富有高级形态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能力,展现个人魅力和典范力量的能力,富有影响力的交流能力”,综合实用能力中的“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人力资源开发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据法治行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等,已经属于官员素质国际化、现代化的前沿。可以肯定地说,现代文明型能力的培养,绝非“扫盲运动”、“学习班”之类能够担当,必须经由正规的科学培训来完成。
       3.干部素质因能力结构不同而显示差别。通常情况下,在党政领导干部之间,只有能力种类或能力大小的不同,并不存在有能力或者无能力的差异。但是,正是这种不同种类能力导致的能力结构的差异,形成了绝然不同种类的素质模式。进一步深入分析,恰恰又是素质模式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种类的领导干部和干部人生的不同命运。
       (四)四种素质模式中的观念结构比较
       观念是相对和发展的,在四种素质模式的结构中与健康因素、知识因素、能力因素相比,属于变化速度最快者。从观念本身讲,观念是中国社会潮流和国际文化潮流涌动的结果,而观念之能够成为素质模式的构成因素,则是因干部无法回避观念问题的存在,无法回避对特定社会阶段给人观念的普遍接受。观念的上述特性,决定了素质培训工作见效最快的方面,一不是知识培训,二不是能力培训,而是转变人们观念的培训。但是,实施有效的观念培训,必须首先探索、掌握特定观念与特定社会和特定认识的内在关系。
       对于观念的研究,是从社会标准观念、干部公职生涯管理观念和工作观念三个角度展开的。由于素质模式的研究是以干部为主体的研究,社会标准观念只有对干部发挥作用才具有价值,故将“社会标准观念”以“社会给入观念”的名义出现。从对干部素质模式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几点:
       1.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即我党由革命向执政和建设的转变,政府由“控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素质模式中的革命观念在逐步减少,执政的观念和建设的观念在逐渐增多,国际观念、政治观念、经济观念、社会观念、文化观念等都大幅度地发生了变化。
       首先如国际观念的变化。在革命创业型中是“自强自尊+天下大同”,在文化革命型中为“意识形态划界+唯我独革+唯华独尊+反帝反修+解放全人类”,在改革开放型中就变成了“(多极世界+实力世界)+(互利互惠+和平共处)”,而在现代文明型中则成了“实力世界+互利互惠+和平崛起”,其中变化的主要内容是对意识形态与实力关系的观念进行了调整。
       又如政治观念的变化。在革命创业型中是“无产阶级至贵+国家中心+敌情观念”,在文化革命型中是“革命至上+国家至尊+爱党爱国”,在改革开放型中变成了“国家社会并重+权力在民”,在现代文明型中则成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其中变化的主要内容是对权力所属及权力运用的观念进行了调整。
       三如经济观念的变化。在革命创业型中是“国有经济+贫富相均”,在文化革命型中是“纯化公有经济+意识统帅经济”,在改革开放型中变成了“(多元经济+建设中心)+(市场经济+国际贸易)”,而在现代文明型中则变成了“多元经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其中变化的主要内容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及其关系的观念进行了调整。
       四如文化观念的变化。在革命创业型中是“封建文化+革命文化+悟性文化”,在文化革命型中是“狂热革命文化+封建文化+悟性文化”,在改革开放型中变成了“(人治文化+物本文化)+(契约文化+悟性文化)”,在现代文明型中则变成了“宪政文化+人本文化+契约文化”,其中变化的主要内容是对人治与法治、权术与规则关系的观念进行了调整。
       五如社会观念的变化。在革命创业型中是“利他+共存=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文化革命型中是“革命乌托邦”,在改革开放型中变成了“合理利己+能者先富+共同富裕”,在现代文明型中则变成了“自利+公德”。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人们对官与民的关系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对人权和人性的观念进行了强调。
       社会标准观念发生了变化,等于对干部的给入观念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干部关于生涯管理观念和工作观念的变化。
       2.干部对自己、对职业的认识变得客观,由理想人向现实人呈阶段性的递进关系向前发展,人生目标的复合度越来越高。
       如,从个人命运和职业出发的职场生涯管理,革命创业型的主要观念是“理想上胸怀大志、政治上立场坚定、人格上诚实可靠、人生上有所作为、职务上阶梯攀登、生活上勤俭持家和宁穷勿贪”;文化革命型是“旗帜鲜明、步步紧跟、少说为佳、但求无罪、尊重事实、善于斗争的立场选择,职务上的阶梯攀登、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生活上坚持勤俭持家、艰苦朴素和宁穷别贪”;改革开放型中变成了追求“个性价值、权利觉醒,学习进取、德才绩效,公平竞争、能者上岗,致富者朵、消费者惠,富穷廉贪、操守自择”;在现代文明型中则变成了“珍惜稳定、享受幸福,学习进取、刷新自我,立体择业、认真工作,人权保障、人性尊严,廉洁至尊、人生自安”。
       3.干部对职务的认识变得开放,由革命角色向社会角色呈发散性转变状态,工作目标中的现代化、专业化、民主化、人性化因子越来越多。
       如,从公职角色出发对工作及职务的看法,革命创业型的主要观念是“精神为先、教化至上、产业为重、惯于驾驭”;文化革命型是“革命为先、意识至上、惯于驾驭、廉洁奉公”;改革开放型变成了“公共服务、有为有位,公平竞争、乐见双赢,行为规范、尽职尽责,珍惜资源、维护环境,绩效评估、以实绩论功过”。
       4.随着社会生活的国际化,干部逐渐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对未来的考虑变得冷静、清醒,时代倾向明显。
       所谓现代人意识,是指现代化的人的意识。人的现代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层泛指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人格等在内的精神层面的革新;二是针对“传统人”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而做出的价值体系、人格特征等方面的重新构建。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据此提出了14个现代人的素质特征:(1)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2)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3)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多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4)注重现在和未来,遵守时间和珍惜时间;(5)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究效率;(6)工作和学习有计划;(7)尊重知识,尽可能地获取知识;(8)对自己承担的责任负责,具有可依赖性,使人能够产生信任感;(9)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10)乐于让自己和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重的职业;(11)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敢于挑战;(12)了解生产及其过程;(13)对自己和社会生活及未来持乐观态度;(14)具有平等观念及守法意识。这是社会走向开放,经济走向富裕,政治走向民主,生活走向文明,心理走向健康的当代中国党政领导干部,为了告别传统人,实现自我超越而迫切需要了解、调整的内容。
       现代人意识在公务活动中,需要通过强烈的学习意识、自尊意识、社会意识、历史意识、责任意识、平等意识,以及人性维护意识、智能开发意识、资源保护意识、生态环境意识、技术开发意识等来体现。基于程度的不同和现代化循序渐进的实现规律,对于现代文明素质进一步做了如下描述:如,同为现代文明型素质模式,其中A1型的主要观念是“注意纳新、不惧挑战,雅量宽容、尊重知识,守时惜时、讲究效率,熟悉流程、行有计划,重视技术、承担责任,平等守法、乐观未来”;A2型的是“学有预见、行有计划,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路广阔、头脑开放,不惧挑战、接受变革,守时惜时、充满自信,断事准确、敏于选择,专业熟练、尽职尽责,平等守法、乐观未来”;A3型的则变成了“学有预见、行有计划,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创新,开阔开放、广纳建议,挑战传统、接受变革,守时惜时、自主自信,善谋善断、尽职尽责,熟悉程序、承担责任,人格效能、给人信任,平等守法、乐观未来”。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A1、A2与A3级别的区别,与其说是依照行政职级自低至高的划分,不如说是依据素质提高的进程由低至高进行的划分。因为这样处理比较客观,也容易解释职级低而素质高,与职级高而素质低的不对称现象,从而促使干部日日自省,思虑改进,促使培训者改变清一色的职级培训状态,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按照职级对素质的需要安排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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